深圳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图为深圳大铲湾码头。南方日报记者 鲁力 摄

■湾区大咖谈

日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张占斌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张占斌认为，深圳是以其超前的思想解放、大胆的创新创造、神奇的快速崛起和优异的重大贡献赢得全国瞩目的。但与国际一流城市相比，深圳存在着科技创新能力、生态保护能力等方面的差距。未来，深圳应积极寻求制度规则“最大公约数”，为不同市场机制之间的对接和融通提供经验和参考。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泠汐

“双区”建设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南方日报：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过程中，深圳都被赋予重要使命。您如何看待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地位？

张占斌：深圳是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者，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赋予经济特区“先行先试”试验权，这是打开改革开放突破口的时代需要。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需要。这与“先行先试”既逻辑相联，又使命相继，不仅有利于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还有利于更好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是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的战略布局，是党中央赋予深圳的重大历史使命。

南方日报：从深圳角度看，“双区”建设过程中，两者如何相互作用、相辅相成？

张占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中对深圳的定位是，发挥作为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引领作用，加快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努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2020年10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对深圳寄予厚望。

深圳有基础、有能力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带头作用。这意味着，深圳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深圳要成为经济制度和国际规制的探索者，加快国内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深圳要落实好《纲要》，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强大引擎。

同时，深圳可以发挥其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特殊地位，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循环发展，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

深圳改革实践具有示范作用

南方日报：近年来，深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过程中，主要取得了哪些成果？

张占斌：近年来，深圳高质量发展进入快车道。一批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着重于解决高质量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在科技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民生服务供给、国际规则对接等领域，深圳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在探索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深圳加快建设高水平要素市场体系，实现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

在探索建立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深圳用法治明确政府边界、规范市场行为，营造了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在探索建立科技创新制度方面，深圳率先实行了非竞争性、竞争性双轨制科研投入机制，持续优化了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机制，探索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的使用权。

在探索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方面，深圳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先行先试，推进与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丰富了协同协调发展模式。

在探索建立生态环境和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方面，深圳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引领绿色发展，深入抓好环境保护，加快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持续提升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

2021年7月，由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推广借鉴深圳经济特区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的通知》，充分肯定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对全国以及其他地区的示范作用初步显现。

南方日报：在建设深圳先行示范区和参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过程中，发现了哪些亟待解决的难题和挑战？

张占斌：在经济改革发展、实现建设经济特区“先行先试”的主要目标时，深圳曾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累了经验。在深圳先行示范区的建设过程中，深圳存在的一些“短板”开始显现。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总体任务所决定的。这意味着，先行示范区建设不是单一向度的、某一方面的试验，而是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在内的综合性示范。

当前，深圳与国际一流城市相比，存在着科技创新能力、生态保护能力等方面的差距。深圳仍需补齐自身“短板”，同时也需要缩短适应性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决不只是一个理论设计，一个蓝图规划，而是要在实践中逐步实现的一个发展目标。建设先行示范区是总体性的先行示范而不是单方面的探索实践，是全局性的国家战略而不是区域性的地方安排，是探索国家现代化发展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这意味着，改革发展将充满艰巨性。

需积极寻求制度规则“最大公约数”

南方日报：对于深圳更好发挥“双区轮动”效应，您有哪些建议？

张占斌：我认为，深圳可在以下六个方面发力。

一是深入推进深圳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要着眼于解决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构建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多策划系统性整体性的战略战役性改革，多推动创造型、引领型改革。

二是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城市。深圳之所以在科技创新领域走在全国前列，正是因为一批高科技领军企业在深圳迅速崛起，富有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深圳涌现。深圳要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深圳贡献。

三是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以制度体系、市场环境、司法环境、争议解决和法律服务等为主要内容，聚焦营商环境建设中法治化元素；营商环境建设要始终坚持“服务企业、企业至上”的核心理念，充分遵循市场规律、充分尊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加快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进一步激发和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提升政府依法行政能力。

四是率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民生发展格局。例如，综合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升教育医疗事业发展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真正构建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建成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全国民生“幸福标杆”。

五是强化与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深圳要依托香港、澳门作为自由开放经济体和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地位，以更好地支持建设深圳先行示范区。

六是在机制体制和规则的创新上作出更大努力。深圳在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同时，还要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联动互助体系和机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共建粤港澳科技、金融等合作发展平台，积极寻求两种制度规则下的“最大公约数”，为不同市场机制之间的对接和融通提供经验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