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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小助手 发布于2022-7-22 14:06 85 次浏览 0 位用户参与讨论 [复制链接]

古代帝王临终前,如果太子尚未成年,为了更好地辅佐幼主、保持政局的稳定,一般要任命几位顾命大臣。忠于皇权是先皇选择顾命大臣的先决因素,唯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保证先皇去世后顾命大臣能够忠心辅佐新帝,使皇权顺利平稳过渡,为新朝的良好开端保驾护航。


那么先皇如何保证自己所选择的大臣忠于皇权呢?

先皇毕竟只能看到自己的“生前事”,而无法预知身后事,因此他只能基于自己“亲眼所见”的臣子的处事态度与处事能力作出判断。至于这些臣子是否真的忠诚,则要看先帝的识人之能。孝武帝对五位顾命大臣的选择就突出体现了这个规律。


忠于皇权,更侧重于忠于先皇。因为在先皇看来,只有忠于自己的臣子才更有可能忠于自己的继任者,无论是出于臣子还是对自己的私人感情,亦或是出于自己对臣子的余威震慑,他们都会尽心尽力的辅佐新帝。孝武帝刘骏选择的顾命大臣也是他认为忠于自己的臣子。


孝武帝选定这五位顾命大臣,并不是在某个瞬间做出的决定,而是经过长期考察和考虑后才做出的决定。大明八年(464 年)闰五月,宋孝武帝刘骏驾崩,“遗诏:

‘(刘)义恭解尚书令,加中书监,柳元景领尚书令,入住城内。事无巨细,悉关二公。大事与沈庆之参决,若有军旅,可为总统。尚书中事委颜师伯。外监所统事王玄谟。’”

这个遗诏任命刘义恭、柳元景、沈庆之、颜师伯、王玄谟五人为顾命大臣,来辅佐新帝。


孝武帝的遗诏不仅安排了顾命大臣的人选,并对其职位及职责做了明确的规定。

  • 江夏王刘义恭是孝武帝刘骏的皇叔,也是五位顾命大臣中唯一一位皇室成员。

刘义恭忠于孝武帝、逐渐取得孝武帝的信任也经历了较长的过程。


元嘉三十年(453 年)刘劭弑父篡位时,刘裕诸子中仅剩刘义恭与刘义宣还尚在人世。而刘义恭作为武帝诸子中当时最年长者,他的支持对于对因弑父而继位的刘劭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刘劭并不信任刘义恭,不仅令他迁居尚书下省,还令其诸子居住在侍中下省,对他们进行严密监控。

宋文帝第三子、武陵王刘骏得知刘劭弑君篡位,起兵讨伐。四月,讨逆军前锋大将柳元景率兵至新亭,刘劭亲自率军迎战,在这种危急时刻他依然“挟(刘)义恭出战,恒录在左右”,可见刘劭对刘义恭怀疑之重。刘劭被讨逆军前锋将领柳元景击败,刘义恭趁乱逃奔刘骏。


投奔刘骏后,刘义恭立即上表劝刘骏继位,“世祖时在新林浦,义恭既至,上表劝世祖继位”,这显示出刘义恭急欲讨好刘骏的心态。刘义恭的劝进表中还透露出这样几个信息:

  • 一、刘劭弑逆违背天理伦常,穷凶极恶,亘古未有,民心丧失殆尽;

  • 二、刘骏迅疾讨逆,忠孝节义,得到民众的拥护;

  • 三、国家动乱,刘骏宜早定尊号,以固社稷;

  • 四、洗刷自己曾被迫服从刘劭之过。


可以看出,刘义恭力劝刘骏尽早继位,并极力与刘劭撇清关系,为自己脱罪。

刘骏虽然接纳了前来投奔的刘义恭,但他并不完全信任刘义恭。刘骏继位后虽然对刘义恭厚加封赏,并在刘劭逆乱平定后将其进位为太傅,还将自己“在藩所服玉环大绶赐之”,以示亲近,但是他却不愿致礼太傅刘义恭,并使臣下上奏“不应有加拜之礼”。可见此时孝武帝刘骏对刘义恭多加礼遇,仅是因为刘义恭是长辈。

刘劭发现刘义恭逃奔刘骏后大怒,立刻杀了他的十二个儿子,又“下书大赦天下,唯世祖、刘义恭、义宣、诞不在原例,余党一无所问。”在这份诏书中,刘骏、刘义宣、刘诞都是因为起兵讨伐刘劭而被他视为死敌,唯有刘义恭是因为投奔刘骏而不被赦。换言之,刘义恭投靠刘骏一事,将自己与刘骏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纵然此时他还尚未真正获得孝武帝刘骏的信任,但他在朝廷大变局之时做出的正确抉择依然为他之后的命运开创了良好的开端。

孝建、大明年间刘义恭离间刘义宣集团、倡议削弱王侯权力,使他进一步取信于孝武帝。


孝建元年(454 年),南郡王刘义宣、江州刺史臧质、豫州刺史鲁爽、兖州刺史徐遗宝举兵反,太傅刘义恭作为皇室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致书刘义宣劝降。刘义恭在劝降书中,除了指责刘义宣的造反行为,还暗示与刘义宣同谋作乱的臧质、鲁爽等人别有用心

当然,刘义恭的“离间计”未必是他本人的策略,刘义宣与臧质之不和、刘义宣集团之败也并非这一封信所能决定,但这封信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刘义宣与臧质之间的信任。刘义宣之乱使得孝武帝意识到藩王的强盛已经威胁到皇权,于是着意削弱王侯权力。刘义恭深解圣意,率先上书要求省去录尚书事一职。


元嘉三十年(453 年)刘骏继位时,刘义恭因为佐命有功被任命录尚书六条事,此时,刘义恭在皇室诸王中率先交出自己的权力。刘义恭的这一举动,一方面为孝武帝顺理成章提出削弱王侯权力开了先河,也使孝武帝可以以此为契机进行削藩事宜,恰到好处的展示出了刘义恭作为臣子对孝武帝的忠诚;同时也在诸王中作出了良好的表率,替皇帝传达出削藩的信号,促使其他王侯主动交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力。刘义恭主动交出权力,“不欲威权在下”的孝武帝自然乐见其成。

孝建三年(456 年),刘义恭在十二子被刘劭杀尽后,终于再得一子,孝武帝亲自赐名“伯禽”,“以拟鲁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西周时期,周武王建立西周第二年便病卒,令自己的弟弟周公旦辅佐儿子成王。孝武帝将刘义恭之子命名为伯禽,实际上是以周公比拟刘义恭,可见他对刘义恭的期望,此时他对刘义恭已经相当信任了


大明中修撰刘宋国史,孝武帝更是亲自为刘义恭做传,可见他对刘义恭之尊崇。从孝武帝的态度可以看出,正是刘义恭的所作所为符合他的心意,才使他认为刘义恭是忠于自己、忠于皇权的。

  • 第二位顾命大臣柳元景曾在孝武帝麾下任职多年、并在元嘉三十年(453 年)率兵担任前锋讨伐元凶刘劭。

元嘉二十二年(445 年),雍州刺史、武陵王刘骏出镇襄阳,柳元景曾在孝武帝麾下协助讨蛮,颇立功勋。元嘉二十五年(448)竟陵王刘诞出任雍州刺史,柳元景又成为刘诞麾下一员猛将,并且在元嘉二十七年北伐时他以刘诞中兵参军的身份出师北上,连战皆捷,取得重大战果。由此可知,此时的柳元景并不追随刘骏,他对刘骏来说只是一员悍将,而并非可信托的臣子。


元嘉三十年(453 年),宋文帝令柳元景率兵协助武陵王刘骏讨蛮乱。刘劭弑逆的消息传来,刘骏决议讨逆,以柳元景为前锋。战争中,柳元景指挥得当,拒绝将士急躁冒进的建议,稳中求进,一战破敌,大败刘劭军队,为刘骏讨逆获胜打开局面。不久刘骏继位,是为孝武帝,他加封百官,但此时并未对柳元景进行加封,可见柳元景此时尚未进入孝武帝一朝的政权中心。

柳元景由一员悍将转变为孝武帝倚重的股肱之臣,与柳元景告发臧质之谋有极大关系。臧质是宋武帝刘裕武敬皇后之侄,自幼好武,在与北魏多次作战中都表现得十分英勇。元凶刘劭弑逆时,臧质任雍州刺史,柳元景在其麾下任冠军司马、襄阳太守。


臧质得到元凶弑逆的消息后,第一时间“驰告司空(刘)义宣,又遣州祭酒从事田颖起衔命报世祖,率众五千,驰下讨逆”。臧质自认为英伟不凡,在听闻刘劭弑逆时就欲借此机会篡夺权力,但此时柳元景已经投靠武陵王刘骏,于是立刻“以(臧)质书呈世祖”。

柳元景的这一行为,不仅解除了自己与臧质的私人关系,同时向孝武帝表示了忠心;更重要的是——他向孝武帝揭发臧质之谋,使孝武帝对臧质提前有了防备心理,此后柳元景果然真正开始受到孝武帝重用。

元嘉三十年(453 年)五月,二凶逆乱平定,孝武帝任命柳元景为雍州刺史。由柳元景担任雍州刺史,主要是出于柳元景“愿还乡里”的请求,雍州是过江后的河东柳氏家族聚居之地,柳元景担任雍州刺史,不仅可以光耀乡里,而且有助于其家族的进一步发展。臧质在起兵讨刘劭之初就有拥立刘义宣的想法,但因为当时刘义宣已经推奉刘骏,故此事暂时搁置。


但臧质并未放弃这一想法。在刘劭弑君篡位后,臧质率先起兵讨刘劭,又最先攻入建康生擒刘劭,可以说在讨元凶一事上立下大功。刘骏继位后,调任臧质为江州刺史。

此时孝武帝方平定元凶逆乱,朝中人心不稳,迫于臧质等人的压力,不得不取消柳元景任雍州刺史的计划,元嘉三十年(453 年)六月,改任柳元景为护军将军,很快又迁为领军将军,这两个职位都是天子近臣,统领禁卫军权,负责保护皇帝及宫城的安全,只有皇帝的心腹才会被安排在这样的职位上。

江县公,这些提拔与封赏没有发生在孝武帝初继位时,而是发生在柳元景泄臧质之谋后,可见泄谋一事对柳元景示忠孝武帝实是关键之举。它使得柳元景从臧质麾下的小小太守一跃而拥有独立担任刺史的资格,并被提拔为天子近臣,开始成为孝武帝信任倚重的臣子。

孝建元年(454 年),臧质、鲁爽、刘义宣等举兵反朝廷,他们“抗表以诛元景为名”,然而,臧质与柳元景之间矛盾越来越大,反而越证明柳元景忠诚于孝武帝。孝武帝刘骏加柳元景抚军将军、雍州刺史,让他与王玄谟、沈庆之等共同率兵讨伐臧质、刘义宣等,柳元景等势如破竹,大破刘义宣、臧质诸军,柳元景以军功进封晋安郡公、开府仪同三司。


此后,柳元景一直作为天子近臣在孝武帝朝身居高位。

  • 第三位顾命大臣沈庆之,与柳元景一样以军功逐步进入刘宋政权中心,且同样曾在孝武帝麾下任职。

沈庆之在关键时刻投靠刘骏,对于沈庆之本人及武陵王刘骏都有重要意义。

对沈庆之而言,这是他从汉人武将进入国家政权中心的绝好机会,他此时向刘骏尽忠,如果刘骏能登上皇位,则他可一跃成为佐命功臣,其身份将发生重大变化。对刘骏而言,沈庆之战功卓著,这样一位悍将忠于自己,他出兵讨逆以及平乱后争夺皇位都会更有把握,且沈庆之出身寒门,并无家族根基,这样的将领也更好控制。沈庆之作为刘骏一方讨逆的军事总指挥,他调兵遣将,很快协助刘骏完成讨平逆乱的重任。


元嘉三十年(453 年)四月,刘骏在新亭继位,沈庆之被提拔为领军将军,这是天子近臣才能担任的职位,可见此时沈庆之在刘骏心里的地位之重。刘骏继位时,共有七位大臣被加官进爵,其中刘义恭、刘义宣、刘诞三位皇室成员,臧质、萧思话为皇戚,王僧达为高门子弟,只有沈庆之出身寒门,且受命为皇帝亲信的领军将军。

可见,沈庆之在元凶弑逆时投靠刘骏并为其统军平叛,为他成为孝武帝的心腹之臣打下了坚实基础。元凶之乱平定后,沈庆之因佐命功,被封为南昌县公,食邑三千户。此后,每当孝武帝一朝发生重要军事事变,沈庆之都会被委以重任。


孝建元年(454 年)二月,豫州刺史鲁爽造反,不久,江州刺史臧质、荆州刺史刘义宣、兖州刺史徐遗宝并反。沈庆之率兵进讨鲁爽,其麾下将领薛安都将鲁爽斩于马下,沈庆之亲自将鲁爽首级送给臧质、刘义宣。沈庆之因讨平鲁爽之功进号镇北大将军,进封始兴郡公,这是非皇室成员受封的最高爵位。孝建二年(455 年),沈庆之以年满七十致仕,孝武帝不许,沈庆之再三请求,

“表疏十上,又面陈……乃至稽颡自陈……上不能夺”。

可见沈庆之作为孝武帝一朝的肱股之臣,受到孝武帝的重视与挽留。大明三年(459 年),竟陵王刘诞反,已经致仕的沈庆之再次被起用为讨伐刘诞的主帅,沈庆之用时三个多月时间方平定这场动乱。


事后,孝武帝进沈庆之为司空,沈庆之固辞。后来的西阳五水蛮再次暴动,沈庆之以郡公身份统率诸军讨平。孝武帝一朝,每逢有重大战事,沈庆之定然会率兵作战,这是沈庆之忠于孝武帝的表现,也是被孝武帝信任才会出现的必然结果。

  • 第四位顾命大臣颜师伯与刘义恭、柳元景、沈庆之都不同,他在孝武帝登基前,并未建立多少功业。

颜师伯与孝武帝的交集最早可以追溯到元嘉二十五年,刘骏任徐州刺史时,颜师伯被辟为主簿,因颜师伯“善于附会,大被知遇”,十分受到刘骏喜爱。


元嘉二十八年(451 年),刘骏转任江州刺史,多次禀明宋文帝刘义隆欲让颜师伯担任南中郎府主簿,宋文帝不许,刘骏又请求以颜师伯为长流正佐,宋文帝又不许,并说:“朝廷不能除之,郎可自板,亦不宜署长流”,于是刘骏只得任颜师伯为参军,署刑狱。直到元嘉三十年(453 年)宋文帝被弑、孝武帝举兵入讨刘劭,颜师伯才得以出任刘骏的主簿。

可见刘骏一直对颜师伯宠爱有加。虽然因为宋文帝的阻拦未能如愿提拔他,在初得权势即将其升任主簿,孝武帝对颜师伯的宠任可见一斑。


颜师伯一生所建功业并不多,但孝武帝却能在驾崩前任命他为顾命大臣,为何他对颜师伯如此厚爱且相信颜师伯是忠于自己的呢?这似乎与颜师伯始终与孝武帝保持立场一致有关

孝建元年臧质造反,孝武帝使颜师伯率兵防备京师以东。颜师伯与臧质本有姻亲关系,其弟颜师仲的妻子正是臧质的女儿,臧质因此对颜师伯多番提携。


尽管颜师伯与臧质有这样亲厚的关系,臧质起兵反叛后,孝武帝却依然放心派颜师伯率兵防守臧质,可见孝武帝对颜师伯之信任。能得到多疑的孝武帝如此之信任,与孝武帝对颜师伯的宠信密切相关。颜师伯一味讨好孝武帝,在颜竣被废杀一事中亦有体现。

颜竣是孝武帝极为信任的臣子,在协助刘骏讨元凶之乱时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因为颜竣多次极陈孝武帝得失,引起孝武帝强烈不满,最终在大明三年借竟陵王刘诞谋反之机将其杀害。大臣周朗也因为直言进谏得罪孝武帝被杀。


颜竣死后,颜师伯与其他朝臣共同觐见孝武帝,在被孝武帝接见前:

“(王)景文因言次称(颜)竣、(周)朗人才之美……(颜)师伯后因语次白上,叙景文等此言。”

颜师伯作为颜竣族兄,他非但不曾为颜竣求情,反而将其他朝臣称赞颜竣的话偷偷禀告孝武帝,这是背弃兄弟之义的行为,但却因此获得孝武帝的进一步宠信。

王景文在颜师伯入仕时对其多有提携,刘骏任徐州刺史时,王景文在刘骏麾下任谘议参军。因王景文赏识颜师伯,“爱其谐敏”,将他推荐给刘骏。颜师伯因此机遇才有机会获得刘骏的亲爱,可以说,王景文的推荐是改变颜师伯命运的开始,也因与颜师伯有旧,王景文在颜师伯面前说话时并未提防。


然而,颜师伯为了讨好孝武帝,不顾王景文提携之恩,将其出卖给孝武帝。可见颜师伯为了讨好孝武帝,一切道义皆可不顾,难怪孝武帝对他宠信有加了。

  • 第五位顾命大臣王玄谟开始受到刘宋统治者的重用得益于他迎合了宋文帝刘义隆思谋北伐的心态。

宋文帝对王玄谟关于北伐策略的陈说十分感兴趣,他常说:“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意”。元嘉二十七年、二十九年刘宋北伐,王玄谟都担任重要的军事职务,由于主、客观各种复杂因素,刘宋两次大规模北伐皆无功而返,王玄谟本人在北伐战场上也败多胜少。


但王玄谟毕竟借助宋文帝北伐的雄心,开始进入刘宋统治者的视野,而他之所以开始赢得孝武帝的信任,则是由于自元嘉三十年刘劭弑逆后王玄谟一系列忠于孝武帝的举措。

王玄谟担任豫州刺史,是接替鲁爽的官职,可知王玄谟在此次讨逆中担任重要任务。王玄谟率军屯居梁山,与刘义宣大军对峙,大破义宣军,王玄谟以军功加都督、前将军,进封曲江县侯。


但是,与王玄谟同样担任讨伐刘义宣、臧质、鲁爽叛军主帅的沈庆之与柳元景在此次伐逆后,皆封郡公,可见此时王玄谟的地位在孝武帝心中尚不及沈、柳二人。刘义宣之乱后,中军司马刘冲之向孝武帝告发王玄谟与刘义宣通谋,在“检虽无实”的情况下,孝武帝依然“使有司奏(王)玄谟多取宝货,虚张战簿”,免去王玄谟的官职,可见孝武帝对王玄谟并不是十分信任。

王玄谟与刘义宣交战时,“(刘)义宣屡与玄谟书,要令降”,但王玄谟非常明确的拒绝了刘义宣,并痛斥刘义宣起兵是无节无义、灭君亲之恩的大逆不道行为。王玄谟虽被免官,但很快又复职为豫州刺史,应当是孝武帝查清了王玄谟与刘义宣并无通谋。王玄谟复职后,设计斩杀为乱已久的淮上亡命司马黑石,不久迁任宁蛮校尉、雍州刺史。


整个东晋时期,荆扬之争一直是困扰朝廷的一大难题,因此刘宋建立后,一直着力于限制荆州的力量,但是荆州力量的削弱使南朝政府难以抵御来自北方政权的威胁,因此刘宋开始扶植雍州的发展。

孝武帝遣使安抚王玄谟,并对此前王玄谟与刘义宣事件做了回应,坦言“梁山风尘,初不介意,君臣之际,过足相保”、“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表达了对王玄谟的信任与支持。通过此次事件,王玄谟的忠君行为获得了孝武帝的肯定,王玄谟真正成为可以被孝武帝信任的臣子。


综上所述可知,五位顾命大臣获得孝武帝信任的途径和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都经过了长时间的考察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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