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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1908—1989），笔名周起应、运宜，湖南益阳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同年留学日本。1930年回到上海，领导中国左翼革命文艺运动，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文化总同盟书记，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主编。全面抗战爆发后，于1937年秋赴延安。 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院长，延安大学校长，华北联合大学副校长，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局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学部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中纪委常委，中顾委委员，全国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全国第一、二、三、四届政协常委及第五届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党代表大会代表。 1928年开始发表作品。周扬撰写的文章包括：《关于国防文学》（1934）、《〈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1944）、《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1962）、《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1979）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1983）。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论文集《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译著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生活与美学》，选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出版《周扬文集》（五卷）等。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中，周扬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等作出了多方面重大贡献；他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集政治家、文艺家于一身，是中国现代文艺史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而500年世界社会主义史也是重要考察视角。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 这种“大历史观”为我们今天科学评价周扬的历史贡献提供了理论遵循：从近200年中国现代化史看，周扬是文艺现代化的推动者，为中国现代文艺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现代化事业作出了贡献；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看，他是文艺民族化的促进者，为推进中国现代文艺民族化、大众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从500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史看，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发展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作为其重要阐释者，周扬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文艺现代化的参与者、推动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自身变革、开放、发展的内在需要。后发现代化的独特历史境遇，使“求新知于域外”或“求新声于异邦”，留学海外、译介域外思想等，成为一代先进知识分子求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要途径之一。周扬读大学期间，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8年大学毕业后，他曾短暂留学日本，接触左翼文化，结交左翼进步人士，购买大量左翼英文书籍，阅读亚洲、欧洲和美洲等国家的文艺作品，尤其对苏俄文艺作品有独到体会。此后，译介、研究外国文艺和理论，就成了周扬文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翻译过美国作家果尔德短篇小说、苏联小说《伟大的恋爱》《安娜·卡列尼娜》《奥罗夫夫妇》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等，发表过《美国无产作家论》《巴西文学概观》等论文，尤其对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等有深入研究。这些译介和研究工作对推动中国文艺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扬把五四运动称作中国人民经历的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他自己也正是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踏上从事革命文艺事业的道路的。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文艺和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作为五四新文学的亲历者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周扬对鲁迅、郭沫若、田汉、曹禺、老舍、赵树理等诸多现代作家作品进行了评析和研究。延安时期，他主讲了“中国文艺运动史”，并编撰了《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新中国成立后，他组织、领导大学文科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教材建设工作，对全国统编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提出了重要具体意见。改革开放时期，周扬提出了“新时期文艺”概念，积极推动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双百”“二为”方针的贯彻落实。在中国文艺现代化史的“五四新文学”“十七年文艺”“新时期文艺”每个发展阶段，周扬都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对中国现代文艺史的书写和理论建构等有重要影响。 延安时期，周扬就开始直接从事党的文艺事业的组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文联、作协副主席等，受命主持过三次文代会并作了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的报告，在组织文艺工作者、领导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56年举行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周扬作了长篇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1961年，他同袁水拍、张光年等人商讨拟定《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以下简称“文艺八条”）。新时期复出之后，他重新主管文艺工作。1981年，他召集林默涵等人商谈起草新“文艺八条”。这些工作对中国文艺的现代化、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文艺民族化的促进者、引领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并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百年发展历程取得的基本成功经验。在这方面，周扬一直是文艺民族化的促进者和引领者。 “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运动在抗战的新形势下又提出了民族形式问题，周扬积极参与讨论。他在后来撰写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一文中指出：“把民族的、民间的旧有艺术形式中的优良成分吸收到新文艺中来，给新文艺以清新刚健的营养，使新文艺更加民族化、大众化，更为坚实与丰富”，“在活生生的真实性上写出中国人来”，就会是“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和“真正的民族形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明确指出了实现文艺大众化、建立民族形式的根本途径。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者，周扬对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一直有持续的理论探讨。 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更是直接组织、推动文艺民族化发展，尤其在民族戏曲艺术改革和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1950年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他作了开场讲话和总结报告，强调要将戏曲这种“中国民族的戏剧艺术遗产”作为“中国民族新戏剧”的“传统”和“基础”。据此总结报告草拟并经周恩来审定、签发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成为新中国戏曲改革的纲领性指导方针。在1952年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周扬作了《改革和发展民族戏曲艺术》长篇总结报告，此外还作过《关于在戏剧上如何继承民族遗产的问题》等报告。在1956年全国第一次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上，周扬也作了长篇报告。 他强调“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新艺术必须建立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而“中国的戏曲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结构上，都是民族化最好的范例”，“我国戏曲是一种活在民间的遗产，它兼有古典和民间的风味。它的人民性是很强烈的；它的独特的精练的表演艺术引起了世界的惊异”，应该以辩证的方法“推陈出新”，“继承和革新我国优秀文学艺术遗产，使它们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使各种形式和体裁的新文艺具有更耀目的民族特色”，发展“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艺”。这些文艺思想和相关组织活动等，对推动新中国戏剧创作的民族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文艺创作的民族化与大众化、民间文艺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就此，周扬曾发表过《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开幕词》等内容，并组织、推动新民歌运动的发展。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周扬在1980年戏曲剧目工作座谈会上作了《进一步革新和发展戏曲艺术》长篇讲话，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精神文明也应该是具有中国特点的”。他在晚年还反思道：“全国解放初期，我们曾警惕过‘无产阶级文化派’所犯的错误，对我国文化遗产，特别是对戏剧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因而所犯错误较少，成绩也较显著。”避免“无产阶级文化派”等文化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负面影响，也是“十七年文艺”取得显著成绩的原因之一，而周扬于此多有贡献。 此外，周扬还发表过《关于古籍整理出版的方针和作法》等讲话，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融入社会主义文艺、文化发展中。新时期以来，周扬还作过《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文化——在音乐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在中国古代文论重要经典《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期间，在答《社会科学战线》记者问中，周扬提出“关于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指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遗产非常丰富、宝贵，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要有自己民族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建设者 周扬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写过后记，选编过《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并撰写了序言，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左联”时期，周扬积极译介苏联文艺发展状况等文献，第一个全面完整地阐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其后，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文艺学基础理论问题一直有持续的探讨。新中国成立后，周扬发表过《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 周扬自称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者、实践者”。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发展取得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其经典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者之一，周扬突出的理论贡献也就首先体现在对《讲话》的阐释、研究和宣传上。1937年到延安之后，他就开始与毛泽东交往。毛泽东以理论家的身份与周扬交流，在修改《新民主主义论》时还听取了周扬的意见。周扬在延安时期撰写的十来篇万言长文，在发表之前大都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曾对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一文做过几十处修改和批注。1942年，周扬协助筹备延安文艺座谈会，搜集“鲁艺”文艺家们的意见、争论、创作等方面的材料提交给毛泽东。周扬聆听了毛泽东在座谈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引言”报告，会后组织讨论，并在第二次会议上做了长篇发言，此后又聆听了毛泽东的“结论”报告，全程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自此之后，周扬就成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研究阐释者、宣传推行者，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扬发表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教学大纲讨论会上的发言》《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等。同时，他还把《讲话》精神贯彻到对文艺大众化、民族化、文艺与政治关系、文艺现实主义等问题的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中，并以《讲话》精神组织、引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又一经典文献。在此次大会上，周扬作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主题报告，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一步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大历史观看周扬及其文论思想的历史贡献 以上对周扬文论思想历史贡献的梳理难免挂一漏万。在百年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走上了正确的现代化之路并取得巨大成功，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是现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扬一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休戚与共，他在现代文艺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又与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结晶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休戚相关。 囿于过度学院化、专业化的狭隘视野等，一段时间里，一些研究者不能充分全面认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中国乃至世界现代文艺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近些年来，随着研究视野的开阔和理论探讨的深入，这些方面的认识得到初步改观。研究发现：毛泽东著作在国外有极为广泛的传播，1954年英国就翻译出版了英文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1959年冰岛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出版了两种英文版《毛泽东选集》。有学者指出：“毛泽东著作的对外传播，是自明末西方传教士传播中国文化开始至今，400多年间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历史中主动传播的第一次。”那种认为现代化以来中国只是单向接受西方影响的判断是站不住脚的。从现代文论史看，1949年法国出版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法译本，1950年，美英差不多同时出版了《讲话》英译本；西方文论家马舍雷对《讲话》多有引证，毛泽东哲学和文艺思想对阿尔都塞、萨特、波伏娃、巴迪欧、詹姆逊等西方理论家也多有影响。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研究者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文艺思想有着极其广泛的世界影响。只有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历史观”出发，才能充分揭示这种世界影响，也才能揭示出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阐释者的周扬的历史贡献。 从“大历史观”涉及的三大历史框架看：在近200年中国现代化史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求新知于域外”并批判封建旧文化，爆发了五四运动，其后知识界出现分化，许多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理解周扬等先进知识分子和广大中国人民的这一历史选择，又需要充分结合500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史来看。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历史表明：后发现代化的中国再通过复制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来实现民族独立和复兴已行不通，俄国“十月革命”标志着世界历史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中国人民顺应世界历史进步大势、“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选择了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也在中国开辟了发展道路，中华民族为谋求自身独立、复兴的现代化道路出现了重大历史转折。资本主义诞生之初，就出现了批判资本主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把空想（乌托邦）社会主义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则进一步将这种思想转化为实践。这表明在人类社会及其思想的现代化整体格局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并峙发展的，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才具有所谓“现代性”，社会主义及其思想同样也具有现代性，并且具有更强的进步性。作为中华民族现代化发展的引领者，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既具有现代性，也具有进步性，这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上也有集中体现。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设者，周扬以及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的思想同样具有这种现代性、进步性和世界性意义，在中国乃至世界现代文艺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对于我们今天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有重要启示。 再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踏上现代化道路，也是中华民族自身变革、开放、发展的内在需要，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也有中华文化内在的根由。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中有集中体现，而毛泽东文艺思想也是中华优秀文艺思想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成果，周扬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的思想也具有高度民族性，对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优秀文艺思想的创新性发展等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我们今天坚定文化自信依然有重要启示。 总之，中国共产党百年史，构成了在世界历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具有5000年悠久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现代化史的主干。顺应世界发展进步潮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取得重大成就，而其间也经历了诸多曲折，遭遇过许多挑战。20世纪9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陷入低谷，而中国继续高举科学社会主义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了由“富起来”向“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为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开辟了美好未来——这百年史已充分证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性——只有在这样的大历史框架中，才能充分揭示周扬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历史贡献。从理论资源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充分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三大资源。周扬对中国特色文艺学的贡献，也首先体现在对这三大资源的充分吸收上。今天，只有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顺应世界发展进步大势，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休戚与共，文论界才能在构建中国特色文艺学方面有所作为，这是周扬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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