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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撑不下去的时候，想想1950年的中国吧 1950年的中国，是真正的“炼狱副本”。 当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民从废墟中站起来，擦干被鲜血和尘埃蒙住的双眼，满怀希望得看向四周，除了漆黑的夜和冰冷的天，什么也感受不到。 这艰难起步的第一年，中华民族干枯瘦削的身躯并没有得到丝毫的营养改善，唯一不一样的，是内心孕育的那团烈火，燃烧得比任何时候都要炽烈。 【岂曰无衣】 1950年，是解放战争任务最复杂的一年。我们同时要对付的，是百万国民党残兵，数千股土匪，数十万潜伏特务，以及台湾、海南、青藏高原三大天险据点。 人性的顽劣与天堑的隔阂，给解放战争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 蒋介石败退台湾前，早已在西南布局所谓“西南游击根据地”，专门培养了4700名游击队骨干分散在云贵川的深山老林，15个游击区、65万土匪武装，威胁着新中国大后方的安全； 在大西北，22万土匪顽固不化，还在做民国时期武装割据一方的美梦； 150万解放军化整为零，长达三年的剿匪战争，开始了。 在海南岛，抗日第一名将薛岳率领十万嫡系精锐，在50余艘军舰的保护下，构建了陆海空一体的“伯陵防线”，林彪将10万大军屯在海岸，因为缺少海军而举棋不定。 在宝岛台湾，200公里的海峡是只有陆军的解放军无论如何也难以跨越的天堑，粟裕50万大军屯兵在此，渴望能得到正在筹建的海空军支援。 海军司令肖劲光压力山大，这年3月，他去沿海考察防务，因为没有军舰可用，只能向渔民租了条破旧渔船，渔民非常惊讶：“你是海军司令还要租我的渔船？” 周总理拿着辛辛苦苦从苏联借来的3亿贷款精打细算，只能购入有限的军舰去解决海峡对岸的终极难题。 四野的将士们眼见海军支援无望，在3月5日冒险发起了海南岛战役，没有飞机、军舰，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后一场木帆船大兵团登陆作战。 四野战士驾驶木船，在大海上寻求与敌舰同归于尽的战机，击毙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王恩华，愣是用木船打赢了现代化军舰，令薛岳目瞪口呆。 海南岛的胜利极大鼓舞了粟裕攻台兵团，全国资源向台海汇聚，正当解放战争第五大战役即将发起、统一大业即将实现之时，朝鲜战争爆发了。 本已打算放弃蒋介石的美国政府，被金日成当头棒喝，政策出现了180°转向，6月底第七舰队驶入台海，意味着粟裕苦心准备的第五大战役已无可能。 伟大的抗美援朝开始了。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一方是蓝星绝对的军事经济霸主，一方是刚在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落后农业国。 就连铁杆盟友苏联，都不相信志愿军敢正面硬刚美国。 结束海南岛战役的四野主力紧急回到东北、秘密入朝，牵制住西线联合国军。 但是，以陆战一师为首的十万精锐，已在朝鲜东部元山港登陆，目标直指朝鲜临时首府江界；先期入朝的四野主力，也面临被包抄覆灭的命运。 如果林彪的四野主力覆灭，美国屯兵鸭绿江，对新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只有将举国精锐堵在东北，与超级大国拼消耗。 大西南、大西北的百万匪患，盘踞在国内各大城市的数十万特务，以及海峡对岸虎视眈眈的蒋介石……这越看越像是个死棋。 所以，朝鲜必须保，四野必须救。 时间进入11月，此时国内能用的即战力，只有原计划的攻台主力、千里之外的宋时轮第九兵团。 当第九兵团的战士们穿着南方的薄棉衣出现在零下40°的长津湖，全世界都在质疑我们的后勤组织，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战士必须与时间赛跑。 早一个小时，就为这个国家多争取了一丝逆天改命的机会。个人的牺牲，与国家的命运，这一刻紧密相连。 至于个人生死，除了祈求人定胜天，我们别无选择。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生命关怀，对一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民族而言是多么奢侈。 我们必须感谢被冻死牺牲在长津湖的4000多名志愿军烈士，他们用生命帮新中国挺住了那个在军事上最艰难的时刻。 然而，这并不是全部。 在祖国的西南，刚独立的第三世界领袖印度正在趁火打劫，青藏高原被尼赫鲁视为大国缓冲区。 正如中苏之间有个蒙古，美苏之间有个加拿大。在这件事上，美国、英国甚至苏联，都站在印度那一边。 我们今天的版图看上去那么理所当然，但实际上，那是1950年在祖国已经筋疲力竭的情况下、解放军将士自觉用生命换来的成果。 这一年，十八军三万将士从四川出发，在没有公路可用、后勤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开启了三千里雪域高原的长征。 10月，几乎与志愿军入朝同一时间，昌都战役正式打响，18军将士用14天时间在青藏高原强行军1500里，跨越金沙江、澜沧江两大天险，负重翻越12座海拔超过4800米的山口。 因为抗美援朝的高光，这一战少有人知，但从强行军的艰苦程度来看，与第九兵团在长津湖的壮举不相上下。 然而，这仅仅是考验的开始，后面还有更艰难的拉萨远征。一路上，就连耐寒耐缺氧的骡马，都累死了三分之二。 18军军长张国华将军说：“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我们爬也要爬到西藏去。” 若非近些年中印边境局势，张国华与十八军的故事，都少有人知。 因为在1950年这个英雄主义的年份，每一条战线上，都在进行着逆天改命一般的艰苦奋斗。 【举目无亲】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今天能记住的，除了前线的英雄故事，还有全国人民的勒紧裤腰带、踊跃支前。 就算举全国之力，我们能给战士提供的最佳伙食方案，也只是炒面拌雪。 新中国在14年抗战和4年解放战争的废墟艰难挺立，经济数据惨不忍睹：与此前最高年产数据相比，农业产值下降20%、粮食产量下降24.5%、棉花产量下降一半，煤产量下降一半，钢产量下降八成…… 一方面是经济数据的滑坡，另一方面，是肩负的责任越来越大、需要养活的人越来越多。 为稳定大局，我们对大城市军政公教和企业人员实行原职原薪政策，盘点下1950年财政需要养活的人口：500万军队，900万公教企业人员。 与此同时，由于1949年全国普遍受灾，还有4000万农村灾民、400万城市失业人口需要救济。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9年的财政收入只能满足支出的三分之一，1950年更是难上加难。 由于物资严重短缺，通货膨胀数据十分恐怖：从1949年7月到1950年1月，短短四个月货币就膨胀了13.6倍。 基本面已经惨不忍睹，还要面临防不胜防的恶意破坏。 心怀不轨的资本残余势力，在经济战线上不断发起亡命冲击。1950年初，“银元大战”和“米棉大战”相继爆发，13个重点城市物价指数比1948年底上升超过70倍。 1950年3月3日，周总理领导的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打响了经济战线上的解放战争。 从3月到12月，商品价格指数从226降低到193，这个成果算不上惊艳，但联系到当时的国际国内的恶劣经济环境，已经是一个非常辉煌的结果。 在国际上，美国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了经济封锁。 1949年，美国对华汽车用油出口比减少94%，煤油减少99%，燃料油减少93%； 1950年1月，美国商务部停止精炼油对华出口； 2月，美国要求英国对华禁运； 3月，美国宣布《战略物资管制办法》，对机器设备、交通工具、金属制品、化工原料等660余种商品对华贸易实施管制； 4月，美国以削减贷款要挟所有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国家禁运战略物资至中国…… 美国毕竟是我们的命运之敌，他们的经济封锁，我们可以咬牙应对，但是在1950年，让国内经济雪上加霜的，却是老大哥苏联。 建国初期，斯大林明确表示：担心中国走铁托路线，游离于苏联体系之外；所以苏联对中国并不想帮助太多，更多是大国之间的利益制衡。 就是这个后来的老大哥，在抗美援朝前期对一穷二白的中国经济，插上了最凶狠的一刀。 （当然因为抗美援朝志愿军的表现赢得了苏联的信任，他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对我们帮助非常巨大，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苏联向志愿军出售大批二战老旧装备，收款40亿，而1950年中国财政收入仅62亿，一直到1960年，我们勒紧裤腰带用优质农产品和资源抵偿，才将这比贷款还清。 1950年的中国经济，外有美国强敌封锁，内有两岸兄弟阋墙，唯一能指望的外援，也落井下石想趁机加深控制。 就像一个刚从破产阴霾中走出来的创业者，负债累累，举目无亲，仇人拼命补刀，亲生兄弟隔岸观火等着看笑话； 就连曾经带领自己创业的老大，也想趁虚而入给你放高利贷、试图逼你屈服，让你给他埋头打工一辈子。 看上去已经够惨了。 但是，这还远远不是全部。 越南和朝鲜，这两个曾经并肩作战的难兄难弟，也相继前来求援。 1950年1月，60岁的胡志明在山林中赤足穿行17天，绕过法军重重封锁来到北京，恳请新中国援助越南人民赶走法国侵略者。 5月，金日成在斯大林指示下来京，请求新中国尽早在东北边防部署兵力，并“交还”四野里的数万朝鲜人部队与装备。 在南部边疆，新中国排除万难让2万越军主力入境修整，提供装备、给养和训练，用最好的资源，为胡志明打造了一支铁血雄狮。 陈赓大将、韦国清上将领衔40余位身经百战的指战员亲赴越南，并在5月中旬拿出了仅有的2000吨大米，全力支持越南人民取得边界战役的胜利。 在中朝边境，林彪将四野中的朝鲜战士集中编为一个加强师，配上四野最好的枪械弹药让他们带给金日成。 那一年，我们给朝鲜实际上的经济援助，已经大到难以统计。因为抗美援朝，远远不是出几支部队这么简单。 站在1950年的废墟上环望四周，没有一个国家给了我们实在的帮助。 添堵的，拖后腿的，倒是一大堆。 那一年，世界第一根三色电视显像管诞生，乌拉圭力压巴西取得世界杯冠军，野兽派画家马蒂斯风靡欧洲…… 那一年，全世界都在享受着战后经济复苏带来的幸福，然而热闹是他们的，新中国只有压抑饥饿、咬紧牙关、强忍全身的剧痛，一遍又一遍用不屈的怒吼，警醒自己千万不要倒下。 【顽疾】 是的，1950年的中国，从集体到个人，感觉随时都会倒下。 那一年，20-40岁青壮年的平均体重只有52公斤、身高仅有161.5cm，文盲率高达80%，农村文盲率更达到95%，甚至远远不如隔壁印度。 所以，1950年的冬天宋时轮率领来自南方的第九兵团战士入朝，连朝鲜人看了说，天呐，这样的“乞丐部队”怎么可能打得赢美国。 唯一可供慰藉的，就是我们还有世界第一的人口数量，以及肥沃的原野，大好的河山。 然而，1950年前后的中国，天漏偏逢连夜雨，自然灾害动不动就是百年一遇的强度。 1949年，一场全流域洪涝灾害淹没了1.2亿亩耕地，粮食减产220亿斤，灾民4000万，其中1000万是无家可归、无粮可吃的重灾民。 1950年夏天，鄂豫皖连降暴雨，流域内4.3亿亩土地被淹，1300万人受灾，津浦铁路两旁一片汪洋，绵延数十里看不到头。 这年10月14日，周总理决心治理淮河这个千古顽疾，11月，那个异常寒冷的冬天已经来到，与抗美援朝同时发起的，还有声势浩大的淮河治理运动。 300万民工、1.6万工程技术人员，在2191公里的淮河堤坝防线上日夜不休，在一片天寒地冻中，打响了一场人定胜天的“上甘岭战役”。 铺天盖地的群众运动，带来了新的问题：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这个悬在中华民族头顶数千年的魔谶，在1950年再次得到血与泪的印证。 伴随淮河大洪水，血吸虫病肆虐南方12省市，患者将近1000万；疟疾在25个省市的1829个县流行不退； 丝虫病、钩虫病、黑热病……这些我们如今听起来都头皮发麻的传染病，在当时已然成为常态，在反复交叉中看不到根除的希望。 那一年，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0岁，女性只有42.3岁。 贫穷，战争，饥饿，自然灾害，疾病……这一百多年来积贫积弱的历史尘埃压在了每个中国人的身上，让那些本应璀璨华丽的生命旅程，只剩赶路、疲惫和苟延残喘。 1950年10月，在内外交困、精疲力竭的背景下，新中国下定决心，要让那些恶心的传染病从华夏大地永远消失。 10月15日，卫生部正式发布《种痘暂行办法》重点防治天花，仅仅1个月就完成了4000万人次的疫苗接种，一年之内，这个数字达到了2亿，基本对婴儿与青少年实现了全覆盖。 这一年，8个黑热病防治所、18个寄生虫病防治所在全国各地建立，85%的县城建立了卫生院，1865所卫生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实践证明，在强大的组织力和勇毅的决心面前，再顽固的恶疾也有根治之法。 【分水岭】 世上并无捷径可走，愿意承受多少的磨难，就能换来多高的上限。 站在今天回望历史，很多种“如果”浮现脑海。 那一年，如果我们接受了苏联的橄榄枝成为卫星国？ 如果韩先楚坚持等待海军舰艇到位才发起海南岛战役？ 如果因惧怕美国而没有发起抗美援朝？ 如果拒绝胡志明请求让越南被法国占领？ 如果像民国一样对淮河水患放任不管？…… 如果，任何一个如果变成了现实，那么新中国都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在最艰难的岁月，我们选择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条路人迹罕至，荆棘丛生，一不小心，就会掉落悬崖万劫不复。 一路走来，多少人也曾羡慕隔壁被大国圈养的舒适，羡慕对岸四处投机走捷径的高光。 好在今天，值与不值，时代已经给出了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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